每到年底，各地家政市场不同程度出现用工荒，越是大的城市缺口越大，不但价格节节攀升，更出现了有钱难求的情况。但在上世纪初，
保姆在所有行当中薪水算是低得可怜。
1940年8月28日，沈从文给妻妹张充和写信，说可以给张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工作——去昆明市龙井街51号某市民家里做保姆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发给法币12元。
月薪12元法币，听起来很少，事实上也很少，因为那时候法币已经贬值。在昆明市区，买一斤面粉要花两元，买一斤大米要花3元，买一斤猪肉要花7元，买一斤菜籽油也要花7元，买一斤盐要花1.6元，买一斤木炭要花0.3元，买一个鸡蛋要花0.14元，买一双男式短袜要花0.7元，买一双女士长袜要花1.5元。因此，12元的月薪，只能买6斤面粉、或4斤大米、或斤把猪肉、或1斤多菜油、或7斤多盐、或40斤木炭、或85个鸡蛋、或17双男袜、或8双女袜而已。
工资如此之低，张家那个远房亲戚究竟会不会去呢？我没见到张充和的回信，不敢妄言。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况，雇主开给保姆的薪水都低得惊人，沈从文介绍的这个雇主所开的薪水应该是跟着行情走的。
有资料为证。 1933年，青岛市平原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《青岛指南》问世，该书第一编统计了青岛市区几个常见行业的收入情况：
公务员，平均月薪65元（银元，下同）。小学教员，平均月薪35元。汽车司机，平均月薪36元。人力车夫，旺季月收入30元左右，淡季月收入15元左右。农村妇女进纱厂打工，平均月薪12元。商店小伙计，平均月薪12元。保姆，平均月薪6元。由此可见，在这些行业当中，保姆的薪水最低。
再往前追溯，1923年到1926年，鲁迅和原配夫人朱安及老母亲在北京生活，雇了一个保姆，除食宿全包外，他每月付给保姆的薪水才一两元而已。而据1926年“北平社会调查部”对北京市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，小学教师平均月薪24元，人力车夫刨除车行租金与各项捐税，每月平均纯收入16元。公务员薪水更高，鲁迅本人在教育部上班时，月薪一度达到300元。他发给保姆的工资，只相当于小学教师的二十四分之一、人力车夫的十六分之一、他本人薪水的三百分之一。
当时做保姆的，一般都是从农村来的女性。而我们知道，民国农村长期处于崩溃状态，兵祸连绵、天灾不断，进口货物又垄断了城市市场，农产品只能以极低价格售出，还要负担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，农民为了生存，被迫涌进城市，做保姆就是生存手段之一。
可以想见，在民国时代，只要你不像现在一些雇主那样又是要求外语又是要求学历的，找保姆都会很容易。打个比方说，某太太去家政公司要保姆，月薪只给一块大洋，应征者王阿花觉得低，摇头不干，但是更多找不到饭吃的李阿花、张阿花、赵阿花冲过来报名了，甭说月薪一块，就是不给钱也干，管口饭就行了。
因为雇保姆开销很小，所以民国时大多数文化人，像我们所熟悉的鲁迅、沈从文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费孝通、梁思成、陈寅恪、朱自清、冰心……他们不管是在北京生活，还是在上海生活，抑或后来抗战期间去昆明生活的那批人，都雇有保姆。
同样的情形在民国以前更加普遍。宋元明清四代市民，无论贫富，大多都有条件与机会找保姆。有的保姆是买来的，一次付清，终身使用，状如女奴。 “三言”“二拍”里称为“养娘”的，其实都是带有奴隶身份的保姆。有的保姆是雇来的，管吃管住，每月发给薪水，但是工资都极低。这就使得一大批穷酸秀才可以在诗文或者自序里得意洋洋地使用 “呼仆”、“付奴”等等猛词儿。
正因为那时的中国，在广袤的贫困乡村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赤贫阶层，才使得潦倒如明清之秀才、清贫如民国之文人，也能雇得起一个或者多个保姆。
今天，虽然当保姆不再是低人一等的活，收入也不错，但面对更多的职业选择和更多的从业机会，愿意干这行的人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，保姆成了香饽饽，工资自然节节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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